重申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其实并未超越当年的共识，也没有解决《宪法》第31条以外的条文应否以及如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历史发展也佐证了这一点：在20世纪，德国数个州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明确规定，数据保护的目的在于防卫国家的宪制体制被自动化数据处理技术带来的风险所侵害。例如，在美国的实践中，不少信息主体针对行政机关以其个人信息为基础作出的行政决定，往往会在具体行政管理领域已有的完备法律程序机制外，申请查阅并更正作为该行政行为基础的相关个人信息。

在德国，根据《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4a条的规定，如果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作出处分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决定，那么，即便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违法，也不得在实体决定作出前直接对决定程序使用的个人信息主张行使删除权和更正权，而是需要等待实体决定作出后，在对实体决定提起诉讼时一并主张作为程序性行为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违法。此时，审查机构直接针对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作出的实际减损信息主体实体性权益的行政行为展开审查，判决结果或复议决定针对的是被审查的行政行为，故而对个人信息权益的救济是相对间接的。对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限度，在不妨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下，应当向个人充分告知处理情况。个人信息权益的内涵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强调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既包括程序性权益，也包括实体性权益，在法律层面，保障前者可以更好地保障后者。另一方面，要考虑存储、配合查阅、删除数据的义务对数据处理者造成的负担。

法院与专门化监管机构对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审查，需要围绕原告的权益诉求，比较各种救济方式的有效性程度，避免适用低效的救济方式。其次，在归责原则上，应当秉持违法归责原则，只要行政机关存在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或者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从而导致损害的发生，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该法第37条规定：政府对村委会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应当提供必要的条件。

总体来说，作为原初权利物质内容的居民部门原初分配收入有两个去向：其一是向广义政府部门缴纳，主要是纳税，还有社保等其他形式的缴纳。在政府预算非经常性支出形成的公产两权不同程度分离的情况下，尽管其国家财产所有权的名词维持不变，但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国家性与个人性以权为标志分开和并存的情况。这样，相关航空公司就被视为这架飞机的经济所有者，飞机记录为该航空公司所购买，同时银行仍是其法律所有者。在金融资产内部，持有企业股权一直是政府金融资产中最大的项，2000年一度达到85%，2019年仍占63.3%，其次是证券投资基金。

在二元划分框架下，国有广义公司分享自政府预算支出但可自主支配的收入应归类于转移到居民部门。国民财富如限定在一定时段内计算，可理解为由年度初国民财富存量与截至同年度末止的增加值之和。

[24]按这个体系的分类，与雇主共同居住在同一住所内的家政服务人员并不构成该雇主住户的一部分，但非法人企业，准公司可纳入住户范围，一些永久性居住在一个机构里或者预计会无限期居住在一个机构中的人可视为属于某种机构性住户，如住在寺院、修道院或者类似宗教机构中的人，以及长期住院的病人和长期服刑的犯人。[39]同年全国居民金融资产3250.274千亿元，其中通货63.840千亿元，存款1120.669千亿元，保险准备金129.690千亿元，证券投资基金份额192.424千亿元，股票及股权1702.111千亿元，债券27.336千亿元，贷款14.204千亿元。（2）这些财政支出中的一部分执行着传统的主权保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维持职能，基本上都会转化成权力。[17]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f GDP),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historical-gov-spending-gdp?tab=table, Accessed on Jan.24, 2023.[18] 参见李扬、张晓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97-99页。

只是，相较于欧美福利国家那套做法的开销，我国这方面的支出还比较少。估算方法调整后，私有住房资产合计1937.982千亿元，占总资产的36.2%，占净资产的40.6%，居民积累较为倚重房产，排在住房之后的是汽车、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2022年我国广义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4千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66.614千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7.879千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89千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01.523千亿元，共388.795千亿元。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

广义政府部门财产与个人部门财产之间量的比例，形成一国的国民财富结构，而国民财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法权的比例结构（权力/权利）。[⑨]  参见李扬、张晓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0-103页。

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把这种划分做彻底，集体所有的财产与权的关系也需要基于个产→权利国有财产→权力转化假说有所交代。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有些看似不是行使权力的支出，细看也是实实在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耗用，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灾害防止及应急管理、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出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该账户体系中，法定所有者指依法对产品价值中所蕴含收益享有利益的单位。（3）政府预算支出中的另一部分，主要是执行国家在诸如政府调控、社会福利、二次分配等事项中的支出。打掉他人拇指指甲赔3先令。但是，在中国启动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后，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41]这个道理对于同国民收入初始分配和再分配状况相对应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公权利保障和私权利保障，都是适用的。不过要注意，生产过程的产品是财产，但产品、财产不等于商品。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这里采用的是权利与权力实质分类标准，即只看相应的权后面归根结底是公产还是个产，而支撑经济所有权的是个产，即与广义政府对称的真实的法人财产。

下面是该法第21条至第70条范围内包括一些这类规定：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赔100先令。航空公司有权决定该机飞行频次、目的地和票价等。

另外，以国有资产入股民营企业形成的黄金股、优先股、特殊管理股，拥有一股多票或一票否决的特权，故这类国有股体现的权也属于权力范围。在公民享有权利的多样性和体量方面，道理与此相同。

世界银行最新的做法，是将国民财富主要视为由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生产资产和外汇资产构成的整体。在典型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政企合一体制，不存在基于国有资产的两权区分和分离问题，即只有国家财产所有权这一权，而且它从形式到实质都是由国家机关等政权组织行使的权力。[13]以决算数为准，2019年广义政府预算收入总额为353.62千亿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决算支出76.163千亿元，占全国政府性基金决算支出的67.17%，有结余。

 三、证成财产向权利、权力转化假说须回应的理论问题 如果国有财产全部由公共机关消耗，理论上公产会全部转化成权力，这没有多少疑问。权利体量与权利强度的关系，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以及与国民财富配置的关系等，是需要另行做专题研究的课题。

[⑤]本文对我国国产→权力和个产→权利具体转化机理的揭示，是与财政学者对一国归属已定全部资产做二元划分的方法相对应的。在实质意义上说，国民财富中居民部门财产生成权利，广义政府部门财产生成权力，而其本身则是法权的全部物质内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企业部门的净资产根据居民和政府的股权持有比例进行分割，最终也归居民或政府所持有，企业部门净值为零。

由于这些开支用于国家的传统职能，因此，往往这一类开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预算支出中占比较大，发达国家相应的占比较低。按理说，学术界此后关于国有企业权或两权的讨论，应该在《宪法》第16条的框架内展开，但可惜并不是这样。所以，它们之间量的差别通常微乎其微，几可忽略不计，如2019年我国GDP是990.865千亿元，而GNI为988.529亿元，差率不过0.2而已，此前十余年间差率最多的年份也是0.8。[54]在法律发展史上，人们在古代凭直觉就悟出了财产与人的生命、身体及其构件的相同关系和等值性，并且直观地利用这种认识来进行审判和立法。

但是，如何确定国有财产的总量或体量呢？在盘点我国公产的家底方面，财政学者编写的中国广义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2000-2019年）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用信息。上述情况的出现或存在向实践法学提出了如下挑战：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它是否足以否定国有财产→权力个产→权利假说？另一方面，个产转化为权利的过程很直观，但如何合理确定个产的范围却成了越来越显突出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人的生命、身体及其构件应否算作个人财产。

新财富账户最重要的改进是纳入了人力资本，并以终身收入的贴现值计算人力资本。[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等国际经济组织使用的公司（corporations）概念比一般商法上的公司范围广泛得多，不仅包括依法成立的法人公司，还包括合作社、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准公司等。

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只有消费过了，才能算完成个产→权利转化过程，若转入储蓄，那相应可支配收入只能算进入了权利储备的存在状态。[44] 参见史际春：《国有企业财产权性质辨析》，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2期，第67-75页。